中国的教授们在想些什么，是工资太低，还是职称太滥?是人才青黄不接，还是年轻人下海出洋。一代学人季羡林教授谈教授，请听一位老知识分子的心声。
杨澜：这里是杨澜工作室，今年八十八岁的季羡林教授，是学贯中西的一代鸿儒，虽然已经到了望九之年，但是每天仍然勤于笔耕。八十岁以后他还翻译了几十万字的作品，仅九七年一年他就完成了学术回忆文章二十一篇，散文八十三篇。当然除此以外，他还有一些其他的任务，比如说他开了七十一次的会，接待了两千七百多人次的客人。采访这样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我一开始真的不知道是从何谈起。不过我想季先生当了五十多年的教授，干脆就谈谈教授吧。大概是出于我个人的一点好奇，我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他的衣着。
杨澜：我的第一个问题可能是比较私人的一个问题，我就想知道为什么你一直都是穿中山装。
季羡林：那是什么原因呢?因为改西服、改西装，我本身是不赞成的，那是什么原因呢?因为欧美之所以经济那么发达，并不是因为它的穿着，我们老学人家的皮毛，所以本身我就反对，后来另外一种现象非常有意思，就是农民锄地，穿上西装打上领带，我觉得这是开玩笑。
杨澜：那教授呢，教授穿西装顺理成章。
季羡林：现在我有一个感觉，是什么感觉呢?就是我们过去出国，都有置装费，意思就是让你打扮打扮，结果发现特别是美国，非常随便，而且一直都是这样子，他那时候出国绝对不会给置装费，他平常穿什么就是什么。他觉得那是多此一举。另外我也感觉到，还是我刚才那句话，就是逆反心理的，就是让那些根本不知道外国文化为何物者让他去穿吧，我就…
中国的教授们在想些什么，是工资太低，还是职称太滥?是人才青黄不接，还是年轻人下海出洋。一代学人季羡林教授谈教授，请听一位老知识分子的心声。
杨澜：这里是杨澜工作室，今年八十八岁的季羡林教授，是学贯中西的一代鸿儒，虽然已经到了望九之年，但是每天仍然勤于笔耕。八十岁以后他还翻译了几十万字的作品，仅九七年一年他就完成了学术回忆文章二十一篇，散文八十三篇。当然除此以外，他还有一些其他的任务，比如说他开了七十一次的会，接待了两千七百多人次的客人。采访这样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我一开始真的不知道是从何谈起。不过我想季先生当了五十多年的教授，干脆就谈谈教授吧。大概是出于我个人的一点好奇，我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他的衣着。
杨澜：我的第一个问题可能是比较私人的一个问题，我就想知道为什么你一直都是穿中山装。
季羡林：那是什么原因呢?因为改西服、改西装，我本身是不赞成的，那是什么原因呢?因为欧美之所以经济那么发达，并不是因为它的穿着，我们老学人家的皮毛，所以本身我就反对，后来另外一种现象非常有意思，就是农民锄地，穿上西装打上领带，我觉得这是开玩笑。
杨澜：那教授呢，教授穿西装顺理成章。
季羡林：现在我有一个感觉，是什么感觉呢?就是我们过去出国，都有置装费，意思就是让你打扮打扮，结果发现特别是美国，非常随便，而且一直都是这样子，他那时候出国绝对不会给置装费，他平常穿什么就是什么。他觉得那是多此一举。另外我也感觉到，还是我刚才那句话，就是逆反心理的，就是让那些根本不知道外国文化为何物者让他去穿吧，我就…
杨澜：一直穿中山装了。
季羡林：一直穿中山装了，我出国也穿，现在我也不用再改了，有意成为博物馆的人
物……不是标志。在国外，我就这样，不过有一个好处，有什么好处呢?有一次我们出国，坐英国的轮船，它吃午饭必须穿礼服，我们哪有什么礼服?后来说我们的民族服装就是礼服。
杨澜：这样倒省得多带一套衣服去。
季羡林：就是，结果我们就可以昂然地进入那个餐厅。
杨澜：我想您这一生中经历了中国的各个历史时期，就像您说的，您的心是一面镜子，可以照出中国在本世纪的发展。您是在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前出生的，等于是还生在清朝的时候，后来您…比如说我们说学校吧，您读过私塾，然后又上过西洋的学堂，然后又出国留学。各种教育制度都曾经经历过。我读过您一篇文章叫《论教授》，也说到教授在中国的各个历史时期他们的形象、面貌、生活状态都有很大的不同。我们能不能从北洋时期那个时候说起，您说那个时候的教授有一种教授架子，为什么呢?
季羡林：教授架子就是当时…拿“清华”来讲，当时的教授一般工资一百“大头”，比较高级一点的就是四百，那时候我们学生生活水平一个月六块大洋，吃得比现在好。
杨澜：能吃点什么呢?
季羡林：叉烧肉、狮子头…
杨澜：那是不错。
季羡林：杏花丸子、叉烧肉、狮子头，另外一个，“清华”有些教授，有一些，不是每一个，进可以攻，退可以守。什么叫攻呢?有的人在“清华”当教授，南京让他当市长，或是新闻局的局长就走了。当你的任务没了，再回来教，所以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社会地位很高。存在决定意识，这样一个存在就决定教授自命不凡，于是就出架子。
杨澜：那个时候的教授对待学生是什么样的态度?
季羡林：对待学生是…用现在的话，是等于两个阶级，学生一般都是比较穷的，一般。教授是架子极大，一般不大与学生来往。
杨澜：听说您那个时候的系主任，在教莎士比亚的剧的时候，每节课念到那一句，
不管是结束没结束都闭上课本就走人。
季羡林：他是这样子，他不大会说汉语，也会写讲义，讲义大概恐怕也用了十几二十年了，大概也没怎么改，进来以后，什么招呼也不打，就念，铃一响，就停下来，不管这句子断了没断，停下来就走，也不跟学生讲话。我们那时候也没有说是教授进来，站起来。没有这个习惯。
杨澜：我们再说说到了…五十年代吧，五十年代那个时候，好象中国的教授也是还是
地位挺高的，工资…像你那个时候要做一级教授的话，一个月也能拿三百多块钱。
季羡林：北京叫六区，三百四十五。
杨澜：那很高了，因为那时候普通的市民来说，一个工人的话，一个月也就挣二、三十块钱，你那个时候架子大不大?
季羡林：我那时候，但我这个人有好处的话，我这个人是没架子的，因为我感觉到架子这个东西，它是庸俗的，庸俗不堪。
杨澜：而到了文革的时候，可能就是另外一种情况了，看您写的《牛棚杂忆》也是对
那个时代的很真实的一个记录，那时候做教授成了一个倒霉的事。
季羡林：那个时候我就是…《牛棚杂忆》里面写了没有，我记得好像写了，就是我悔
不该离开农村，我六岁离开农村，我们家里边都是贫农。我要不离开农村的话可能是文盲或是半文盲，而且我绝对进不了牛棚。杨澜：您现在有没有后悔当年学了文化，做了教授呢?
季羡林：后悔…这看怎么说，我说那个老知识分子的心声，我就讲一个中国知识分
子，“人生识字忧患始”，不识字没有忧患，一识字就有忧患，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特点。而且我最近又写了一篇短文，叫《走运与倒霉》，走运跟倒霉，这两个密切联系的。知识分子，他这样…在社会上有地位，特别是过去封建时代，中了秀才，这就有地位，在农村里面就是一号人物了。中了举人就觉得…
杨澜：差不多该疯了。
季羡林：得立旗杆了。中了进士就不得了了。所以后来我就说，中国的知识分子他是这样子的。大概一个知识分子如果一生走运，他绝对不会有成就。
杨澜：那您现在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上，也挺感激“文革”那段时间的倒霉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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