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十大关系》的背景、内容、意义
一、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讲话的历史背景
一九五五年十月，党的七届六中全会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的右倾保守思想开展了批判，十一月，中央召开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工作会议批判了对资改造工作中右倾保守思想。十二月，毛泽东又提出批判右倾保守思想，争取提前完成过渡时期总任务。这次是着重批判经济建设领域的右倾保守思想。
一九五六年初，在落实一九五六年国民经济计划的过程中，一些国务院的领导人就急急忙忙地提出了反冒进的方针。
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即将基本完成，毛泽东把注意力转到经济建设和科学文化建设上来。这意味着，开始了他一生中又一次重大而艰巨的历史性探索，即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指出：“我们的工作要加紧一点。现在我们的主动一天一天地多起来，农业改造方面主动更多了，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方面主动也更多了。但是，在知识分子问题上没有主动，在工业方面没有主动。大多数重要装备要从外国进口，精密的仪器不能造，大的机器不能造，这上头我们没有主动。经济上没有独立，科学上没有独立。”又说：“现在我们是革什么命呢？现在是革技术的命，叫技术革命，叫文化革命，要搞科学，要革愚蠢同无知的命。”为此，他要求在比较短的时期内，造就大批的高级知识分子，同时要有更多的普通的知识分子。
毛泽东在讲话中还提出：“我们要把社会主义事业办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这是第一次提出了多快好省的口号。
一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六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更鲜明地提出，我们要大发展，“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
从一九五六年二月十四日开始，到四月二十四日结束。毛泽东共听取国务院三十四个部门的工作汇报。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
《论十大关系》重点讨论经济问题，同时也包括同经济建设密切相关的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些重大问题。毛泽东把这些问题，概括成十大关系，即：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这十大关系不是平列的，而又有重点。“十大关系中，工业和农业，沿海和内地，中央和地方，国家、集体和个人，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这五条是主要的。”
二、《论十大关系》的丰富内容
1、一个根本方针
毛泽东指出：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过去为了结束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为了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我们就实行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方针。现在为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同样也实行这个方针。什么是国内外的积极因素？在国内，工人和农民是基本力量。中间势力是可以争取的力量。反动势力虽是一种消极因素，但是我们仍然要作好工作，尽量争取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在国际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都要团结，不中立的可以争取为中立，反动的也可以分化和利用。总之，我们要调动一切直接的和间接的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这样就进一步明确了，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必须始终坚持的一个根本方针；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2、一个根本思想
毛泽东指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
这样就明确了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根据本国的情况走自己的道路这一根本的指导思想。可是，现在有人说，这个思想是邓小平在一九七八年以后才提出来的，恶意地歪曲党的历史。
3、中国工业化的道路
报告的前三条讲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报告肯定过去我们在处理这些关系上没有犯大的错误，同时强调根据形势和经验，今后应该适当调整，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更多地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尽量降低军政费用的比重，多搞经济建设。从长远看，这样反而能够更好地发展重工业、内地工业和加强国防。
这里涉及的实际上是开辟一条跟苏联过去道路有所不同的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问题。
4、经济体制改革的新方针
报告的第四、五两条讲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毛泽东指出:国家和工厂、合作社的关系，工厂、合作社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这两种关系都要处理好。为此，就不能只顾一头，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也就是我们过去常说的“军民兼顾”、“公私兼顾”。鉴于苏联和我们自己的经验，今后务必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总之，国家和工厂，国家和工人，工厂和工人，国家和合作社，国家和农民，合作社和农民，都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无论只顾哪一头，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这是一个关系到六亿人民的大问题，必须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间反复进行教育。
有人说，毛泽东忽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只有邓小平才让全国人民富起来。这样的谬论不值一驳。
毛泽东提出：工厂在统一领导下的独立性问题。把什么东西统统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中央、省市和工厂的权益究竟应当各有多大才适当，我们经验不多，还要研究。从原则上说，统一性和独立性是对立的统一，要有统一性，也要有独立性。比如我们现在开会是统一性，散会以后有人散步，有人读书，有人吃饭，就是独立性。如果我们不给每个人散会后的独立性，一直把会无休止地开下去，不是所有的人都要死光吗？个人是这样，工厂和其他生产单位也是这样。各个生产单位都要有一个与统一性相联系的独立性，才会发展得更加活泼。
这里，毛泽东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这样也就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新方针。现在有人说，毛泽东只是固守苏联的僵化模式，经济体制改革的思想也是邓小平才提出来的。他们不可能是无知，只能是恶意地歪曲。现在所谓的政企分离，实际上就是要解决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统一性和独立性的问题。政府代表国家，企业为国家所有，政府和企业怎样能完全分离呢？除了一些人借口政企分离搞私有化以外，现在这个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好。
5、政治体制改革的新方针
报告的后五条，讲的五种关系，都是属于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中调动各种积极因素的问题。
毛泽东指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是一个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目前要注意的是，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这对我们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比较有利。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我们要统一，也要特殊。为了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中央的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必须有全国的统一计划和统一纪律，破坏这种必要的统一，是不允许的。同时，又必须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各地都要有适合当地情况的特殊。这种特殊不是高岗的那种特殊，而是为了整体利益，为了加强全国统一所必要的特殊。
这里已经涉及到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指明了方向。
毛泽东指出：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现在非有不可，而且非继续加强不可。否则，不能镇压反革命，不能抵抗帝国主义，不能建设社会主义，建设起来也不能巩固。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决没有像有些人说的那样“已经过时”。无产阶级专政不能没有很大的强制性。但是，必须反对官僚主义，反对机构庞大。在一不死人二不废事的条件下，我建议党政机构进行大精简，砍掉它三分之二。
这里涉及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一定要坚持，但党政机构要大力精简。这些意见，刘少奇、邓小平都不执行。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亲自领导，成立革命委员会，把党政机构砍掉了不止三分之二。一九七八年以后，邓小平重新上台，大搞复旧，党政机构急剧膨胀，行政经费惊人上升，成了压在人民头上的一座大山。
毛泽东指出：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中国现在既然还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就不会没有各种形式的反对派。所有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虽然都表示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实际上就是程度不同的反对派。事物常常走到自己的反面，民主党派对许多问题的态度也是这样。他们是反对派，又不是反对派，常常由反对走到不反对。
这里涉及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又一个重要方面。关于政党结构体制问题，毛泽东在批评蒋介石时就曾经说过，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在共产党执政以后，毛泽东又提出：共产党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允许民主党派的存在和发展，并不是把它们当做花瓶、摆设，而是承认它们实际上就是程度不同的反对派。但是，共产党与这些反对派有一个共同的基础,这就是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毛泽东的这个思想，邓小平以及他的后人都是不接受的。
毛泽东指出：党内党外都要分清是非。如何对待犯了错误的人，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正确的态度应当是，对于犯错误的同志，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允许他们继续革命。过去，在以王明为首的教条主义者当权的时候，我们党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学了斯大林作风中不好的一面。他们在社会上不要中间势力，在党内不允许人家改正错误，不准革命。
毛泽东指出：我们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我想是提得对的。现在有些国家的领导人就不愿意提，甚至不敢提这个口号。这是要有一点勇气的。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社会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斯大林讲得对的那些方面，我们一定要继续努力学习。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如果每句话，包括马克思的话，都要照搬，那就不得了。我们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党内一些人有一个时期搞过教条主义，那时我们批评了这个东西。但是现在也还是有。学术界也好，经济界也好，都还有教条主义。自然科学方面，我们比较落后，特别要努力向外国学习。但是也要有批判地学，不可盲目地学。在技术方面，我看大部分先要照办，因为那些我们现在还没有，还不懂，学了比较有利。但是，已经清楚的那一部分，就不要事事照办了。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有原则地好好学过来，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现在，学英文的也不研究英文了，学术论文也不译成英文、法文、德文、日文同人家交换了。这也是一种迷信。对外国的科学、技术和文化，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和前面所说的对外国东西不加分析地一概照搬，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都对我们的事业不利。
三、《论十大关系》的历史意义
（1）《论十大关系》为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提出了一系列的重要指导思想和根本的方针，它不仅总结了我党几十年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特别是总结了我党建国以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而且也总结了苏联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史上，关于在一个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成果。
（2）《论十大关系》为党的八大召开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党中央委员会向八大的政治报告，就是以《论十大关系》为纲来草拟的。
（3）《论十大关系》对我党的现实情况仍然具有十分重大的指导意义。邓小平搞的所谓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许多方面是根本违反《论十大关系》的基本原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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