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闹别扭的小伙伴
白居易这次回朝任职，可谓官运通达，顺风顺水，坐到了位高权重的地位。可是，他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除了上次贬谪促使他形成的崇信佛道隐逸、以官位为“杀身地”的仕途险恶的内心确信之外，更主要的是，他和好朋友元稹的关系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
早在白居易被贬江州之前，元稹就因为得罪宦官而被贬到江陵、通州等地，在唐穆宗即位后，才和白居易一起回到长安，任祠部郎中、知制诰。此时白居易也在中书省知制诰，而祠部郎中和白居易所任的主客郎中同属礼部，两人的本官和差遣官都在同一部门，老友重逢，又在一起共事，本来是极美好的事，可白居易很快就发现有些不对劲，这位老友和以前似乎有些不同了。
过去的元稹，和白居易一样血气方刚，痛恨扰乱朝政的宦官，因为得罪宦官，数次遭到贬谪，甚至被宦官殴打致伤。后来，元稹被贬到江陵府任士曹参军，江陵即今湖北荆州，时为荆南节度使驻地，当时荆南节度的监军宦官是崔潭峻。这是一个改变了元稹的命运和世界观的人。元稹长期与宦官为敌，本以为到了江陵必会受到监军的各种刁难甚至侮辱，但是崔潭峻却没有这么做。崔潭峻属于宦官集团中比较开明的一派，其个人喜爱诗文，非常风雅，对诗才横溢的元稹非常欣赏，因而不但没有任何责难，反而多有关照。开始元稹还有些警惕，后来发现崔潭峻确实对他不错，他的想法逐渐改观了，再加上此前的经验，他发现跟宦官作对还真是混不下去，不如和宦官走得近一些，在政治上还有些机会，既然当官就要当大官嘛，人何必和自己过不去呢。果然，在穆宗即位后，崔潭峻回到内廷，升任宦官集团的第三号人物——左枢密使，元稹也因而得调动到尚书省任膳部员外郎。接着，崔潭峻把元稹的作品《连昌宫词》拿给穆宗看，穆宗十分喜爱，崔潭峻乘机把元稹召进宫来，让他和穆宗当面一谈。不出所料，元稹和穆宗相谈甚欢，穆宗当天即提拔元稹为祠部郎中、知制诰，不久又任翰林院承旨学士（即首席学士、翰林院的长官），进入朝廷权力中枢。
在这样的背景下，白居易感到和元稹有些谈不来了，至少在关于宦官专权的话题上，两人的分歧越来越明显了。
就在这时候，发生了一起当时看来不算重大，但事后看来却是影响深远的事件，即前文提到过的进士复试案。当科的主考官是钱徽、李宗闵、杨汝士，这三人中，钱徽是白居易的老同事，两人曾同在翰林院为翰林学士，李宗闵是白居易的门生，杨汝士是白居易的内堂兄。考试前，宰相段文昌、翰林学士李绅请钱徽等考官关照他们的熟人，但考完后他们发现，他们要求关照的人一个都没考上，倒是裴度的儿子裴撰、李宗闵的女婿苏巢、杨汝士的弟弟杨鲁士考上了。二人大怒，跑到穆宗面前检举钱徽等人徇私舞弊。此时元稹为知制诰、李德裕为翰林学士，均是穆宗身边的红人，他们也支持段文昌和李绅，认为钱徽等考官徇私舞弊。进士科考是当时的朝廷盛典，比现在考公务员要隆重得多，因此进士科考作弊也比现在公务员考试作弊还要严重得多，更何况是考官作弊！穆宗对此事十分重视，让中书舍人王起、主客郎中白居易等人对考上的14名进士进行复试，结果这14人中只有3人合格，原来考上的裴撰、苏巢、杨鲁士均被黜落。白居易也是这次复试的考官，但他指出，复试虽然淘汰了很多人，但这不完全是因为这些人都不合格，而是因为考试的方式不同，复试比初试更严，比如初试允许带参考书，时间为通宵，而复试不允许带参考书，时间为两支蜡烛，“促迫惊忙，幸皆成就；与夺之际，或可矜量。”因此他主张维持原来的考试结果，对考官也不再追究，息事宁人，维持朝廷体面。客观地说，本案双方均有过错，李宗闵、杨汝士确有徇私舞弊之嫌，但段文昌、李绅跑关系走后门又公报私仇也不合法。白居易的办法虽然有点和稀泥的性质，但也不失为平息事态的一种方式。然而元稹、李德裕执意要打击李宗闵和裴度，对白居易企图协调双方关系的办法，他们毫不理睬，最后，钱徽被贬江州刺史、李宗闵贬剑州刺史、杨汝士贬开江令。李德裕这么做也就算了，而元稹为了私利也丝毫不给白居易留情面，颇让白居易有些生气。
还有更糟糕的事情。因为穆宗的宠爱和崔潭峻等大宦官的暗中支持，元稹的政治野心越来越大，他的下一个目标是当上宰相。唐朝实行集体宰相制，宰相是有固定员额的，也就是上来一个就必须先下去一个，而元稹瞄准的是裴度的位置。裴度年纪长于白居易和元稹，是二人的前辈，曾对二人颇多关照。但此时元稹为了当上宰相，已经不择手段，决意要把裴度赶下台。对于白居易来说，这就不光是生气，而是绝对不可接受的事情了。
当时因为朝廷对一度归顺的河北藩镇处置不当，以至卢龙军（治幽州，今北京）大将朱克融囚禁节度使张弘靖、成德军（治镇州，今河北正定）大将王庭凑杀死节度使田弘正，举兵叛乱。裴度当时以宰相兼任河东节度使（治太原），就地充任镇州四面行营招讨都统，集结河南河北诸道兵马准备讨伐王庭凑。但元稹却以准备不足，不宜立即开战为由，极力反对裴度集结兵马的做法，甚至还主张为了暂时缓解形势，应下诏赦免王庭凑，正式授予其节度使的旌节。当时元稹执掌翰林院，跟随在穆宗左右，他整天向穆宗灌输他的观点，而穆宗年纪尚轻，很容易被荧惑，加上对元稹的宠信，最终竟然采纳了元稹的观点，赦免了王庭凑，任命他为成德节度使，并罢去裴度的节度使、都统等职务，派往洛阳充任东都留守。裴度失势之后，元稹在宦官们的直接支持下当上了宰相。但事情还没有解决，裴度的兵权免去了，王庭凑却不肯罢手，仍然围困着深州，深州刺史牛元翼危在旦夕，不断向朝廷告急求援。
其实元稹并不是不想讨伐王庭凑，他只是不想让裴度来做这件事而已。他暗中在策划着他的另一条“妙计”。他通过一个叫作于方的人结识了两个江湖侠士于友明、王昭，据称二人长期云游燕赵一带，武艺高强，熟悉成德军内部情况，他们可以潜入深州，救出牛元翼，甚至刺杀王庭凑，促成罢兵。为了方便二位侠士行动，元稹未经其他宰相商议同意，擅自书写了盖有吏部、兵部大印的空白告身（任命官员的文件）二十份，交给二侠，授权其酌情给赐。可是元稹这事情办得实在太不周密，居然很快就被人知道了，更可怕的是，元稹的做法还被人告发是准备谋杀裴度。穆宗和其他几位宰相都非常震惊，命三法司及神策军、京兆府联合调查此案，经过一阵折腾（元稹曾一度被软禁在家），最终证明所告不实。但元稹伪造朝廷告身，也是不轻的罪行，好在穆宗怜惜元稹，只是免去了他的宰相职位，改任同州刺史。至此，元稹只当了六个多月的宰相。
至于王庭凑的事情，最后是由兵部侍郎韩愈冒着生命危险前往王庭凑的军营宣谕，才勉强说服王庭凑罢兵停战，救出了深州刺史牛元翼。
就在元稹谋划着罢免裴度兵权的时候，白居易向穆宗上了一道《谏请不用奸臣表》，直接指斥元稹是“奸臣”，表中甚至说：“臣素与元稹志交，本不欲发明。伏以大臣沉屈，不利于国，方断往日之交，以存国章之政。”两人已差不多到了要断交的地步。
然而，于方一案让元稹彻底惊醒，人生的起伏促使他感到，高官厚禄纵然美妙，却不过一阵烟云，哪里比得上知心朋友一生一世的真挚之情！他反复写信、写诗寄给白居易，谋求白居易的谅解。他在诗中发誓表明心迹：“唯应鲍叔犹怜我，自保曾参不杀人。”向白居易保证自己虽然行事不够光明磊落，但也没有做过对不起道义良心的事。又称自己：“癭骨欲销犹被刻，疮痕未没又遭弹。”处境悲凉，企求老友同情。
心软的白居易自然谅解了元稹，否则就不会有后来二人在钱塘江畔对诗唱和的雅事了。但是，时政之乱也让他颇感长安这个是非之地的危险，他打了份报告给当时的首席宰相李逢吉，请求出任外州刺史。李逢吉是早期牛党的支持者，对白居易自然是十分关照的，他爽快地答应了白居易的要求，并且给白居易安排了一个极好的任地——杭州。当然，老奸巨猾的李逢吉也许没这么善良，他对白居易的安排似乎还有另外一个考虑：那就是牵制浙西观察使李德裕。如前所述，在元稹罢相之后，李逢吉推荐牛僧孺出任宰相，补上了元稹的位置，并把同时具有担任宰相的资历的李德裕外放到润州（今江苏镇江）任浙西观察使。浙西观察使是地方官，按照唐人的观点不如京官显贵，但却是执掌东南财源的封疆大吏，地位也很重要。而杭州是浙西最大的州，由白居易担任刺史，可以保证杭州掌握在牛党手里，使李德裕不能在尽力施为。
白居易此前也在忠州当过刺史，但忠州贫穷偏远，而杭州却是当时雄甲天下的大州，白居易能治理好这个繁华迷人的烟花之地吗？他会在杭州留下什么故事呢？他能处理好和李德裕的关系并继续升迁吗？请看《白居易与牛李党争》下一节《杭州的美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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